日本执政联盟在上周末的参议院选举中遭遇历史性失败，这也是1955年日本自民党成立以来，首次在众参两院双双丧失过半议席。日本政治分歧与权力碎片化，使得日本社会与经济面临不确定性风险。
自民党因持续通胀以及引进外国移民的立场而遭到日本国民反对。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长期通缩发生逆转，大米价格失控。日本推行“减反政策”（减少稻田面积）叠加极端气候影响导致大米供给减少。与此同时，全球疫情后大量游客涌入日本增加了大米消费，导致大米价格在2024年过快上涨，今年各方抢先预购大米哄抬价格，严重冲击日本民生。
在持续通胀三年的背景下，日本基准利率维持在0.5%的水平，造成日元贬值，产生输入性通胀压力。再加上执政党寄望于通过引进外国移民缓解劳动力短缺，以及过多外国游客涌向日本、大量投资客购买日本住宅等，日本出现排斥外国人现象。
这种氛围推动了日本“右转”趋势。在此次选举中，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转而支持“参政党”等右翼政党，他们提出“日本优先”，主张排斥移民，一些政党也希望减税以及发放补贴等缓解民生压力，模仿美国MAGA运动寻求用民粹药方解决日本长期面临的停滞问题。
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会产生不可预期的政治动荡。尽管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将继续执政以完成美日贸易谈判，但是，其政治根基被削弱后将面临来自反对党和自民党内部的双重压力，可能难以在谈判中做出实质性让步。他提出的方案或会在议会遇到巨大阻力，从而让日本政局以及美日谈判同时陷入僵局。
这会引发连锁反应。美国加征关税可能抑制日本出口增长，拖累整体经济表现。出于这种担忧，日本央行可能暂缓加息步伐，避免在出口面临不确定性时进一步抑制经济活力。但是，如果日本央行推迟货币政策正常化，日元会持续贬值，进口价格上涨可能继续推高物价，加剧日本民众的不满并且会减少消费，导致日本内部需求减少。
日本国债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0%水平居于发达国家之首，因此，维持负利率有利于降低政府付息成本，而且货币贬值刺激出口，有利于大型出口集团获得更多利润。但这一切的代价是居民购买力持续缩水，刺激产生国民“右转”的群体情绪。
因此，立宪民主党等政党呼吁通过加息实现日元升值来降低输入通胀的压力，日本央行尽管希望维持利率不变，但也担心“若经济和价格面临剧烈下行，日本央行将几乎没有再次降息的空间”。现在，日本加息的可能性随着美日贸易谈判受阻而降低。
令三大主要反对党获得更多选票的一个主张是消费税减免，民调显示52%的人支持减税。2019年，依照“安倍经济学”的安排，日本政府将消费税从8%上调至10%，但是随之而来的通胀以及实际工资负增长，让人们对此次加税政策更加厌恶。民众要求下调消费税，或者直接取消消费税和汽油税等呼声很高。但是，这会恶化日本的财政状况并需要发行更多国债，这种前景会导致长期利率大幅上涨，并引发全球资本市场一系列反应。在此次选举前，因担忧减税或增加财政补贴支出，日本长期国债已经遭受连续抛售，收益率持续上涨。
可以看出，长期依赖宽松货币与增加债务的美日两国，当前遭遇同样的难题，巨量债务必须增加税收（美国选择关税，日本增加消费税）以及维持低利率（白宫正在施压美联储降息），以这两项措施维持债务可持续性。但是，美日两国民众承受了税收和通胀成本，促使两国社会同时持续“右转”，将产生巨大的社会与经济风险。
当前，日本政治不确定性导致一切变得不可预测，对日元资产是重大的利空，国际资本可能会逃离日债市场，考虑到日债市场的影响力，可能引发美日资本市场一系列不确定风险。日本长期拒绝结构性调整产生一系列社会矛盾与惯性依赖，随着权力碎片化叠加社会“右转”，秩序动荡不可避免，也或将给本地区增加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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